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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院长推荐文章——知识精英的平民情怀
日期:2011-05-26 

侯定凯

印度理工精英的成长之路,向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当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精英?大学如何培养这样的精英人才?

从文化养成角度看,大学的要旨就是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和品位;或者通过领导才能和意识的培养,为未来商界和政界塑造领袖人物。人们习惯于将文化划分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掌握了这两类文化的人在行为举止、态度、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截然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例如,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炫耀式消费文化”正被一种更加有节制和平衡的文化取代,高雅文化拥有者更加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一直以来,大学被视为是一个向年轻人传授高雅文化的场所,如今不同的是:精英人才同样需要平民情怀。唯有具备更多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年轻人才能成长为各领域的真正领袖。《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中描写的达努·罗伊,就是这种类型社会精英的生动写照。    

20世纪60年代,当众多印度理工学子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去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之际,达努·罗伊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留下来共同致力于解决孟买当地的贫困问题。罗伊的团队用7年时间做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又用7年时间做“科学普及”工作。他们的工作内容逐渐超越了工程学领域,囊括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到了1990年,罗伊的团队被迫停止了所有项目,他们的努力没有给当地留下多少显著的痕迹。尽管如此,达努·罗伊的行动还是向人们展示了“在基层工作的工程师如何将技术问题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结合起来”。

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基层服务者,是社会弥足珍贵的人,一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特蕾莎修女。这方面,达努·罗伊表现出了宗教般的虔诚和执著:虽然原先的项目偃旗息鼓了,他依然在关注那些受生态恶化影响的劳动者的生存权问题。达努·罗伊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以民众福祉改善为归依的精英成长之路!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大批印度学子向往的美国。在那里,通过更多社会参与,打造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已经成为许多精英大学的通识教育之道。美国大学录取时,强调学生的社会阅历;富家大学生子弟经常到贫穷国家锻炼才干,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当年的美国大学入学新生中,有83.2%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有54.6%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班级组织的社区服务”。

近些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但是“求职需要”仍然构成大学生社会活动的最大动因,短期功利取向十分明显。大学生缺乏一种通过更广泛社会阅历获取见识和才干的自觉意识,一些社会实践、为社区服务活动仅仅被作为政治口号来倡导。因为附带了各种利益动机,这些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大学生攫取社会资本的行为,而不是自觉的理想追求。当我们极力宣传那些放下“高贵身段”、服务基层的人和事的时候,大家似乎忘记了那样的经历原本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中真切体验和享用关于人生和生活的况味。

不必因为美丽的故事叙述而神化世界上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包括印度理工学院)。我相信清华、北大的校友同样可以写出一本类似的、赞美校友创业的故事书。只是我希望这本中国校友的故事书中,有若干位中国版“达努·罗伊”。当我们的大学校庆典礼上不只是企业家校友或其他“成功人士”的璀璨聚会,而能在校庆纪念册上看到那些用敏锐智慧和人文情怀“走读中国”的毕业生名字时,那么至少能表明我们的办学者拥有了一种更为“和谐”的教育思想——在这样的大学里,无论你愿意“居庙堂之高”,抑或甘心“处江湖之远”,志趣各异的精英们都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专家观点】 

大学怎样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印度理工人一直沉迷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无休止的自鸣得意中,这似乎与我们对社会和民族的影响是不相称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严重……

  ——桑迪潘·德布 

王义遒 

当下人们谈起世界一流大学,议论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的不少,或者扩大些,会说到牛津、剑桥等欧洲老牌大学,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很自然,既在“发展中”,哪来“世界一流”,何况是大学。一流大学总得有“一流国家”来支撑。

印度,这个在各方面与我国竞争“世界一流”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科技成就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但是,人们对它的高校情况却不甚了了。怀着好奇,我翻开了《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这本新书。

成功办学的背后

1951年刚成立的印度理工到成书的2004年共培养了约125万学生,其中大概15-20万人在国外,美国就有3.5万人。其中不乏信息产业领军人物和商界巨头,当然,还有一些学界和政界高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给美国的硅谷、华尔街输送这么多信息和金融业人才,原因在哪里?这确实值得我们中国大学深思和借鉴。

作为印度独立后为实现“尼赫鲁的梦想”而建立的高校,建校者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独立印度的重要意义,它要培育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群体,并且目标不是一般工程师,而是“成为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和建设新印度的领导者。这有点像当年蔡元培办北大、梅贻琦办清华。他们当然认识到办一流大学要紧贴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他们绝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紧盯着当前利益;他们懂得大学首先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明定“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蔡元培),要培养“工业建设的领袖”(梅贻琦)。正是“高深学问”成全了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正是工业领袖成就了清华对“两弹一星”的贡献。他们看重的是基础,这基础就是对科学的兴趣和人格的塑造,这和当今一些学校忽视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倾向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是南辕北辙。

  个性人格的塑造

创新人才既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靠慧眼拔出来的。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只要能把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充分挖掘与开发出来,使之实现,就会成就一个创新型国家。大学就应该是让幼苗崭露头角、发挥其才华的地方。大学生活无非是课堂(包括实验室)教学和课余活动两部分。把这两部分安排好,让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就是成功。印度理工作为一所科技型高校,他们自然重视课程教学,不仅聘请了优秀教师,还配置了远比一般印度高校更为完善的教学与实验设施。但“课堂上的教学,为你打好工程学基础,使你总能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的步伐”,而教育整体重在个性人格的塑造。

个性人格指的就是: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和自信的精神;就是学习与思维能力、与人相处能力、合作竞争能力、驾驭环境和生活的能力;就是一种责任心、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是一种习惯。而这只能靠一种良好环境,一种“微缩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个人成长的整个过程所需的环境”来熏陶。印度理工学生们不光上课,还积极主动组织和参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类活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建立自信,锻炼他们人际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等等。印度理工人都说:“我在课外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在课堂上所学的”,这和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一书中所说“在哈佛,我常听人说,学生们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名校,出类拔萃的精英学生之间的互动具有多大的教育意义!事实上名校的成功校友中,门门功课考满分的人绝无仅有,多数是有选择地学习功课,宁愿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课外活动上,主动锻炼社会所需的必要能力。

自由选择的包容

学校提供环境和舞台,让学生从中表演,充分自由地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和个性优势,在成败曲折中磨炼意志,这是成就创新人才的不二法门。北大曾有一名物理系学生,因沉迷于计算机而有被除名的危险。后来老师发现他对计算机确实情有独钟,索性让他转到有关信息学科,结果他在计算机图像处理方面解决了长期困惑前人的难题,取得了突破。印度理工被誉为管理最严格的理工学院,其管理其实是相对松懈的,学生们非常自由。精英学生不仅对学习功课有选择权,有的还会通宵达旦地沉迷于课外活动。这也是一种学生的自主选择:是花时间精力去追求门门功课都考满分,还是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最感兴趣的活动和事业上,务求做得最精、最好,从中锻炼自己,在两者得失间谋取平衡也是一种在社会上取得成就所必需的本领——选择。我总认为,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是否得当,是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决定条件。学校要给学生提供多次多种选择的机会,使他们得到锻炼。

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多奇思妙想,学校里充满着各种特立独行的人物和行为,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名人轶事不可胜数。因此,大学必须是很包容的,蔡元培当年曾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正是在自由氛围中学生尝试和施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特有本领,发挥着他们创造性的潜能,才能人才辈出。北大程和平教授成长的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科学力学的他,因对生物学发生兴趣而修读生物课程,拿到了生物学第二学士学位。生物老师觉得他这样的基础对做生物工程特别有利,推荐他到电子学系工作,结果精通了电路和计算机硬软件。后来,凭借数学、力学、生物学、电子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结合,他发现了细胞中的“钙火花”现象,开创了“钙火花学”这门生物新学科。

【精彩书摘】

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

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上管理最严格和最有影响力的理工学院之一,它被视为“精英工厂”。《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为我们讲述了印度理工校友的故事,展现了印度理工学院如何给学生提供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学生成长为社会精英的。

轮机工程师般的独立性

作为副主席——克勒格布尔学生管理组织的最高职位,戈帕拉克里希纳甚至在35年后的个人履历中,仍将此作为他的众多成就之一。戈帕拉克里希纳在春季音乐节前夕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距开幕式还有18个小时,却得知所有的供应商和承包商不能按照约定将所需物品及时送达。

如果我们当时在加尔各答,早就向三亲六戚或其他一些朋友求助了”,他回忆道,“但这里是克勒格布尔,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开始采取一些行动。这是关乎印度理工声望的事情,于是我们全力以赴举行了路演活动,而且我们成功了。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面临许多类似的情况: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消失了,整个局面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然后团队的人齐心协力,直捣问题的核心,工作颇有成效。”

许多年之后,当戈帕拉克里希纳在非洲茶叶控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一职的时候,他走访各个分公司,发现公司职员中有大量的海军工程师,这激起了他很大的好奇心,一个经营茶叶的公司究竟为什么会聘请船舶轮机工程师呢?他四处打听,发现公司的很多茶叶生产加工工厂都位于边远地区。当船离开港口,驶到海中,一旦有问题出现时,他们很难去求得谁的帮助,必须得独立地去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到边远地区的茶叶工厂工作,轮机工程师是最合适的人选。戈帕拉克里希纳说:“某种程度上而言,克勒格布尔校区其实也在朝着‘轮机工程师’的方向培养我们。”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萨拉·斯瑞瓦在当年的全国联合入学考试中排名第二。但是,在第一个学期末他在印度理工坎普尔校区的平均分只得了9.4分,而满分为10分。这就意味着他并不是班里的第一名,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得了10分。“这于我来说简直是件天大的事,”斯瑞瓦回忆道,“接下来的两三个学期,我一刻不停地拼命学习,只是为了得到那个10分。”

在印度理工的第二年结束时,他开始观察,才注意到,原来周围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交了许多朋友,也许这些朋友的平均分只有8.5分。他们做很多事情,而不只是一味地沉浸在疯狂的学习中。与他现在所过的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更有乐趣一些。斯瑞瓦决定拿学业上的10分冒险,在第3年、第4年和第5年的时候,他也不再仅仅关注学习了。在那之后的任何一个学期,他都没有再得过9.4和9.7分的好成绩。但毕业时,他仍排在前五六名的位置。

 “那项决定是我所做过的最好的一项决定,以满分10分为代价,做了很多除学习之外的事,”斯瑞瓦说,“我从来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当我走出印度理工时,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人。最初进入印度理工时,我是很单调的人,我只知道学分。但是在印度理工,我参加选举,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建设新的团队。我逐渐理解了商业模式,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

印度理工学院的通识教育

阿南斯说,“印度理工建校之初,就是为了要培养工程人才,但是,在我看来,在印度理工我们得到的是很广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类似美国的文科院校,与比如加州理工等学院的教育是不同的。”

看看那些最为成功的印度理工校友吧——麦肯锡公司的拉贾·古普塔,以及花旗银行的维克特·梅利兹——他们进入印度理工接受教育,但并不见得他们都是学工程学出身的。”阿南斯说。阿南斯1986年毕业于印度理工马德拉斯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在印度理工选择专业是有风险的。选择专业的过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该选择哪项运动项目。专业的选取与我们联合入学考试的排名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进行一项运动的时候,兼顾其他几项。大多数人进入印度理工的时候还很年轻,他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什么。”

事实上,我们进入的是‘印度教育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而不是‘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说,“你进入的其实不是印度理工其中的一个学科专业,而是印度理工这个作为整体的学院。你在其中所学到的最基本的不是技术知识,而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摘自《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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